作者：曹前发（北京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习主席在今年4月22日召开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全面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完整揭示了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提出“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汲取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世界积极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挑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具备极其重大意义。我们可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方面，深刻把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指出，“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门槛。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反对“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做法。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认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人具有客观性和先在性，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国家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此，一定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习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

  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大流行，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加深了人们对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问题的思考，加深了人们对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重要性的认识。面向未来，我们一定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世界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产业体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道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世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注重系统治理。习指出：“我们要按照ECO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进而达到增强ECO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

  需要看到，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我们需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寻求新的治理之道。要遵循ECO的内在规律，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空间；要划定生态红线，把良好的ECO尽可能保护起来；要加快形成自然保护地体系，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在空间上对经济社会活动做到合理限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

  生态环境关系各国人民的福祉。习强调：“我们一定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良环境的期待、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探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还是为了民生。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对此，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日益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习指出：“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大胆实践，环境保护卓有成效，也为世界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中国还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面向未来，要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以有效行动为导向，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循《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则，努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化自身行动，深化伙伴关系，提升合作水平，在实现全球碳中和新征程中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习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同时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避免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帮他们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是现实的、严峻的、长远的，需要世界各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在一同承担相关责任的基础上，还要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抗击疫情、发展经济、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多重挑战，需要充分肯定他们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所作的贡献，照顾其特殊困难和关切。世界各国人民要携手合作，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共同建设一个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