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当今世界，西方主流经济“微观—宏观”范式已经难以解释人类面临的各类经济现象与经济行为。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主流经济范式，仍顽固地在中国与西方进行国际谈判尤其是中美贸易争端谈判中作祟，成为霸权主义“长臂管辖”的所谓理论依照。在他们看来，各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应遵循西方模式，否则就被冠以“非市场经济”，排斥在经济全球化之外。然而，文化是多样的，世界是多元的；世界经济也是非匀质的，各国经济更是非同构的。新中国经济的特质性发展不仅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还在改变世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兴起的产业发展背景下，中国正在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古代小说因地位卑下，作者常攀附经史等强势文体以自高，并在小说中谈文论艺，以示博学，提高小说的品位。钱钟书先生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可惜一直未受到学界重视。谈文论艺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诗文曲赋、小说戏曲、书画篆刻等无不应有尽有，或由作者直接介入发表，或借小说中的人物代言，其中不乏精辟之见。

  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描写，是古代文艺理论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总体成就虽不能与专论比拟，但其中渗透着作者的创作经验，比一般的学者之论更切合实际，既可丰富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也可借此考察文论的传播和接受状况；而且，一般作为小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发挥着刻画人物性格等艺术功能。因而值得学界关注。

  如果说专业教育培养的是人生的长板，那么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则要弥补人生的短板。实现由专业学习向培养全面素质能力的转变，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协同育人。建设家庭教育美好家园，需要学者的学术坚守、教育情怀、责任担当和不懈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立足我国实际国情，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探讨家庭教育知识体系、课程和人才培养体系、学科体系建设问题，需要紧密结合家庭教育实践展开对话、交流、研讨，期待在这个领域多出大成果，多出好成果。

  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的根本问题，而道路的探索和确立，必须立足于一个国家独特的国情。国情不仅是人们进行一切活动的出发点，而且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

  确立正确的国情观是道路选择的根本前提。正确的国情观需要坚持唯实求真的唯物主义原则，因时而变、世异事异、发展开放的实践视野，以及顺应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期盼和反映现代化的世界趋势、时代特征的价值引领。

  国情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变量，坚持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就是既要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又要仔细分析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主题变迁。放眼全球化的宏观视野，就是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加以审视，联系世情认识国情。致力于共同富裕的民生导向是处理好国情与道路之间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与灵魂，同时对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等具有推动作用。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宁德市屏南县，于2015年起抓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机遇，依托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以村落为平台、文化为底色、创意为引线，形成“党委政府＋艺术家＋古村＋村民＋互联网”的发展模式，以文创推进乡村振兴。

  当前，人们对于优质生活的定义发生着微妙变化。乡村文创一方面应该发挥优势，通过艺术和文化的介入，赋予乡村新的文化功能和价值，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另一方面，应加强“文创”与“乡村”的融合与互动，从“下乡”到“回乡”，以整体性思维将乡村文创、村落活化及城乡融合结合起来，把乡村打造成可以承载新生活方式和新创业方式的优质空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笔者认为，要从人口流动、财政投入、产业高质量发展、环境保护、安全发展五个方面明确方向和重点，可以概括为人、钱、产、美、安五个着力点。抓好“人”的着力点，推进双向城镇化。抓好“钱”的着力点，优先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抓好“产”的着力点，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抓好“美”的着力点，推动绿色发展。抓好“安”的着力点，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近年来，舆论围绕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批判慢慢的变多。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却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现代学术体系已成为一个“庞氏骗局”。

  针对这种担忧，社会科学要有“科学”的样子，但也应有自己的使命感，有清晰的研究领域与问题，尤其不应该丢掉人文精神。何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第一，对人的关心，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第二，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承载它的文化。第三，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自己的“情商”。研究者个人的生活经验、感悟和创新精神，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共命运感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都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

  将杜牧《清明》理解为专咏“清明节”甚至是扫墓归途或见人扫墓而伤感的诗篇，是学术史以及接受史上一个长期未曾觉察的极大误会。这个误会，不仅影响正确理解杜牧《清明》的诗旨、诗艺及其作于唐代的事实，而且影响对唐宋时代寒食、清明风俗的正确认知。所谓“宋人更加重视清明节”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宋人将清明节与祭祀活动结合得比唐代更为紧密。但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明杜牧《清明》是宋诗。也许正是《清明》诗与清明节全无关联，《锦绣万花谷》的编者，才会一方面将《清明》称为“唐诗”，一方面又将《清明》的诗题改作《杏花村》。当然，厘清杜牧《清明》的原始情景与清明节的关系，并不影响现代读者继续将《清明》当作节日诗来理解和使用，毕竟“清明节”当天也包含在“清明时节”之中。

  随着秦汉简牍资料的出土，有关女性“封爵”“立户”“承产”等材料受到广泛关注，不少人认为秦汉时期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较高，寡妻亦然。然而我们从国家管理层面进行深层次分析，秦汉时期，国家要想依靠法律控制人的身份和财产，一定要制定较为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赋役制度。在这样的政治诉求下，寡妻被卷入征课的行列，她们作为户主，不但可以“代户承产”，还可“招赘守产”，并通过这一些途径获取原夫家部分的财产权，体现了户籍管理下每一个“编户齐民”权利与义务的结合。寡妻改嫁以后，其在原夫家的财产权自然随之丧失。可见，财产权的获得并非寡妻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的根本转变，更多是出于国家为实现以“户”为单位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的需要。不过，从法律意义上承认寡妻拥有财产权，无疑仍是国家治理思想的一种进步。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施策，统筹系统应对；坚持同舟共济，倡导团结合作；坚持公平合理，弥合“免疫鸿沟”；坚持标本兼治，完善治理体系。

  在全球团结抗疫中坚持并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就是在彰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政治操弄疫情只会扰乱国际抗疫合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疫苗民族主义”更是损人不利己的短视行为，只会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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