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成果，只是依据西方经济学有关利用市场形成资源最佳配置的理论，优化了资源的配置，这是很不全面的。其实，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最主体问题，并不是我们生产的物质财富已经太多了，只是分配不公、配置不好，而是“”10年内乱以后，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大的改善，我国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实力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开放，优化物的使用和生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物质财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追赶时代前进潮流。所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人民并没有依据西方经济学只是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兜圈子，放任物在财产多的人手中聚集，而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把资源配置建立在对物的优化使用和生产的基础上，创建了注重把物配置给能够应用它们创造出更多财富的人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优化了物的配置，而且优化了物的使用和生产。

  在优化物的使用和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一个人的劳动和劳动所得是他的最基本生产工具，应当被允许使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们的劳动和劳动所得得到了更多保护，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以进城打工、停薪留职或辞职等方式加入了寻求发挥自主劳动的行列。从知名度很高的电影明星、劳动模范、知识精英，到默默无闻的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职员，他们各怀雄心壮志、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我奋斗的道路，物的使用和生产才由此大为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劳动和劳动所得的保护，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平均富有，因为它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做出相同的劳动贡献，也无法准确评价非商品的价值，但是它却可以比其它体制更有效地激励人们优化物的使用和生产的积极性。它并不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只是一只抛出来用于保护少数富人可以更富的救生艇，它是优化物的使用和生产的一个炮台，由社会建立起来以对付一切优化物的使用和生产活动的共同敌人———懒惰和破坏、剥削和压迫。没有对劳动和劳动所得的保护，富人也会变得贫穷，穷人永远不能变得富有———所有的人都只能一起共同贫穷。这种保护可以克服人们对劳动的天生厌恶，给了劳动者一个地上的天堂。不劳动而坐享其成，是人的一种天生倾向。这个倾向的表现，就是干坏、不干和少干者总想人去剥削压迫干好和干多者。约束这种倾向，保护干好和干多者公平地享受其劳动果实，是改革开放优化物的使用和生产的最大成果。

  马克思明确地划分了社会主义与各种平均主义的界线，他对各种以社会公平为名阻碍经济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毁灭性批判，认为新社会的建立是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个性自由和民主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经济的科学发展放在首位，主张要使广大劳动者摆脱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并以创造保证使尽可能多的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为目标，由此便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上述思想，摆脱了对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的束缚，从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可以表现为十分不同的模式，或者说，正如资本主义具有不一样模式一样，社会主义也是有多种模式的。由于各国历史和国情的不同，各国社会主义必然带有自己的“特色”，并且要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发展变化。因此，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等于走某种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抛弃某种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等于抛弃一切社会主义道路；某种社会主义模式道路的失败，不等于所有社会主义模式道路的失败；某些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使某些国家的经济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决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所有模式道路都走不通。

  正如所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那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因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充分条件，在一定环境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甚至会出现对生产力发展和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非社会主义阻碍因素。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要消除这一些非社会主义阻碍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建立与现代社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把最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可以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破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使社会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中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一起发展的举世瞩目成就，就是在这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取得的。